风雨东京路丨坚持现场采写新闻

本文承蒙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独家受权播发

迄今我有两次常驻日本的经历，分别是年6月至年8月、年12月至年1月，作为中国青年报驻东京记者。这8年的驻日时光是我人生中的重要经历，不仅扩大了视野，学习到很多先进理念，对自己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，而且为自己在关键时刻，见证并记录新闻的第一现场感到些许自豪。在经历了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之后，我对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民间友好抱有强烈的期待。

驻外记者，孤单而忙碌

年6月15日，我乘国航班机前往东京赴任。到达成田机场，办完入境手续，又经过80多公里的车程，终于走进中国青年报社驻东京的记者办公室。

进门刚10分钟，电话铃就响了。当天日本国会通过了向海外派遣维和部队的“PKO相关法案”，报社要求马上采访。虽然赴日前我在北京的编辑部做过一段国际新闻采编，但此刻毕竟初来乍到，情况不熟，信息不全，甚至连传真机的使用、如何往国内拨电话还都不会。对如何拨通北京的电话，我都是现问日本电话局的才知道的。事情都是逼出来的，现学现卖，不会的也会了。

我马上打开电视收看新闻，记录下表决结果。翻开当天的日本报纸，法案内容及各党派的主要意见、态度已了然于心。我把素材整合起来，然后紧急电话采访日本的政治评论家……当晚9点许，我的“东京第一电”《日本通过战后首个海外派兵法案》顺利传回北京。

记得90年代初发稿还是用传真，我的前任们都是手写稿件，我虽开始使用电脑，但仍用打印机打印出来，传真回报社，只是便于车间打字员辨认而已。待我第二任赴日时，发稿已用电子邮件直接发到报社编辑系统的新稿库了。

在驻日的8年时间里，每天早上7点前会收到5份当地报纸。我用两到三个小时浏览完所有新闻，以这些素材为背景，构思当天的采访主题。日本的各种消息很多、很快，当时想采访评论家和国会议员等政治人物，只要申请了，大部分也能实现。

新华社驻日记者有十多个人，我羡慕他们可以分工，每人负责一摊。但中国青年报社就我一人，因此我必须身兼数职，独当一面。虽然“很累很孤单”，但亲历重大新闻事件的机会也给自己带来强烈的成就感。90年代是日本政坛分化组合的动荡时期，从小泽一郎率队分裂自民党，到新生党、新进党、先驱新党等党派林立，直到产生非自民党的多党联合政权，被称为政坛走马灯。变化大多发生在晚上，也数不清跑了多少趟国会会议厅和设在周围饭店的各党临时总部。我也因为被选为中国青年报年度中发稿最多、每天深夜还发稿的记者，荣获社长总编辑奖。

大事发生时，身在现场

我体会到，采访是用脚踩出来的，没有过程就没有内容。只有到了现场，才能了解更多细节和新闻背后的故事。

年3月20日上午7点50分，东京发生震惊世界的“沙林毒气”事件。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为对抗日本警方的调查，于上班高峰时段在东京多条地铁线路释放毒气，造成13人死亡，约人中毒。

当天是周一，我们照例到中国驻日大使馆去听吹风。我开车出门不远，路过地铁站时发现所有站口都被封死。我意识到出了什么大事，立刻打开车上的收音机，了解新闻速报的内容。在掌握事件的基本信息后，我立即把车停在路边，抓上采访工具向最近的地铁站冲去。多年养成的随身携带相机和采访本的职业习惯，此时派上了用场。

在现场，我看到大量的警车、消防车和救护车；马路边，已有医护人员开始对中毒者紧急施救。当时也顾不得什么危险，只惦记着多采访、多留素材。当天，报社便收到了我第一时间从东京现场传回的报道和新闻图片。要是放在现在，说不定就是微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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